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提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宏观设计，总体规划，积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积极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学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和特定的职业指向性，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原有法学研究生教育体系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无论是为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和我国法学学科体系，还是为深化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都迫切要求设立更高层次的法学类学位。
（一）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者队伍的需要——提高培养规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者队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相较于法学本科教育，法学研究生教育重点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创新型、开拓型、复合型的高层次法治人才的职责和使命。一方面，法学毕业生供给结构性过剩，法学本科连续三年被列为“红牌专业”；另一方面，精通涉外、知识产权、高科技等法律业务的高层次法治人才不足，部分领域法律服务人员急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法学研究生教育体系已经滞后形势发展需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步伐加快，法学教育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出现法学教育定位不清，通识教育、精英教育、职业教育等争论未定，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层次界定不清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学生法律技能缺乏训练，法律职业道德培养缺位，法学院校特色不鲜明，法科毕业生就业难，社会急需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高端法治人才缺少供给等诸多问题。
以上问题主要源于法学教育与法治人才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路径是对我国的法学教育进行多元化改造，以满足社会对法治人才的多样性需求。除对法治人才服务基层的需求和应用型、专业型和复合型高层次的需求外，多样性需求还包含具有硕士学位并且长期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工作者，提升自身法律职业素养和接受更高层次在职继续教育的需求，也包含法律实务部门需要招录、培养具有多元学科背景、应用对策研究的知识和能力，能处理重大复杂或特殊关键问题的法治人才的需求。
根据2018年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三成左右法学博士研究生通过公务员招考或者事业单位招聘，就业于党政机关及其他事业单位。根据教育部教育数据统计，2012年至2018年每年法学博士毕业生约为2 800人。通过简单类比计算，近年来每年大约有800名法学博士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部门，这远远不能满足法律实务部门的需求。并且法学博士的培养过程重点培养其学术研究能力，以理论创新为目标，法学博士毕业生绝大多数是从“校门”到“大门”，没有法律实务经验，也难以满足法律实务部门对具有法律实务经验法治人才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为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高素质法治工作者队伍不仅需要扩大高层次专门法治人才数量，更需要提高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格。法治人才更高层次需求客观上要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整合自身资源，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科学设置不同层次法治人才的培养方案，推进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计算机工程学、网络安全学等学科的融合。
（二）建设完善我国法学学科体系的需要——明确培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学科是大学教学培养的基本单位，学位点是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学科是学位点的前提、基础，而学位点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重要平台和阶段性成果。因此，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也必须重视法学学科的学位点建设，除已经建设的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外，我国法学学位体系中尚缺法律博士专业学位。
从1985年11所工科大学“工程类型硕士研究生”试点，到1990年设置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再到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基本确定了我国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双轨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目前，我国专业学位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其中学士专业学位只有“建筑学”一种；硕士专业学位40种，其中“兽医”“临床医学”“中医”“口腔医学”“教育”和“工程”6种可授予博士专业学位。考察这6种博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或者试行办法，培养目标可以分为三种类型：①与规范化职业培训相结合，培养具有实践工作经验并能完成实践应用价值论文的执业人员，如临床医学博士、口腔医学博士和中医博士；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培养具有学术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人员，如工程博士；③主要招收具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并培养其具有较高学术与实践研究能力，如教育博士和兽医博士等。
考虑到一方面法律职业尚未建立类似执业医师、兽医等的规范化职业培训制度，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师资队伍实务经验不足，笔者建议，结合法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借鉴现有专业学位博士运行经验，拟设置的法律博士可以兼采工程博士和教育博士设置方案，即与行业联合培养为主，以高校自主培养为辅，主要招收法律实务部门在职人员，以造就法律实务领域的应用型、职业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法律博士招收对象是具有硕士学位（不限于法学类硕士学位，但应在本科或者硕士阶段接受过完整系统法学教育）、有5年以上法律实务领域全职工作经历、具有优秀法律实务工作业绩的法律工作者（见图2），主要采用非全日制培养方式。此外，针对目前法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建议采用“贯通式培养模式”，将法学硕士逐步过渡为法学博士的阶段性学位，因此法学硕士不应再成为法律博士的主要招生对象。
法律博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良好人文素养、扎实宽广的法律专业知识，能够创造性地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和解决法律实务中的复杂问题，胜任法律实务的高层次实际工作。借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英文名称，法律博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可以确定为Juris Doctor，缩写为J.D.。参考教育博士招生经验，可以用在一定级别和范围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或者1篇并出版个人专著1部等方式来判定法律博士申请人是否具有优秀法律实务工作业绩。
（三）深化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需要——实现分类培养
2019年以来，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无法按期毕业比例可能达到65%，多所高校集中清理超期研究生等新闻，以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等引发社会热议。根据教育部教育数据统计，全国法学博士生按期毕业率从2002年的53.99%到2006年的50.45%经历了大幅降升过程，其中2004年按期毕业降低到33.92%后开始逐步回升；从2006年开始按期毕业率逐步降低，到2011年开始低于40%，2016年开始低于30%。（见图3）
学习基本年限和学术成果要求设置不合理、导师投入博士指导不足、博士生自身专业基础薄弱等是造成博士生延期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导致我国法学博士生按期毕业率逐渐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我国法学学科博士层面教育只有法学博士一种设置，对于具有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经验且有意提升学历水平的人员，也只有选择攻读法学博士，在研究能力和工作精力牵扯下，又很难达到法学博士毕业要求的学术科研要求。设置法律博士就可以满足该群体的客观现实需求，培养单位与行业部门联合培养，既可以避免法律工作者挤上法学博士“独木桥”又恐落水的尴尬境地，又可以集中并结合行业部门的优势资源。
2010年至2013年，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15年开始推动开展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工作。该项工作为推动法律硕士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法律教指委一直将设置法律博士作为其重要工作议题，有关专家在提高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格方面已达成共识。目前除了法律博士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等问题外，如何准确界定法学博士与法律博士的区别，并实现分类培养，是法律教指委专家重点讨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专业学位自身定位来看，法律博士应当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和职业指向，应当区别于法学博士。法学博士主要为法学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培养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型研究人员”，更加强调学生在创新法学理论、法律制度上取得新成就与新贡献，能成为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和国际视野的法学工作者，其基本定位是“学术性”，主要培养“理论创新型法学工作者”。法律博士则主要面向法治实务部门培养“研究型专业人员”，使已具有较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和取得优秀法律实务工作业绩的法律工作者综合掌握各种知识和方法，发展从事法治实务工作的素质和能力，养成通过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法治实务领域中的关键问题，其基本定位是“实践性”，主要培养“实践反思型法律工作者”。著名法学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更是直接指出法学研究应该扎根法律实务，法律实务问题研究不仅是法律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更应该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设置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律博士，就是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对于法律实务问题的学术研究。